刘陈证词在江歌案中意义重大，不过同样一份证词，在日本法院刑事案、中国法院民事案中的待遇大相径庭，这是非常有意思且值得探究的事情。

在日本法院审理时，刘是检方重要证人，其证词经过当庭质证后，得到了法院最终认可，这份证词包括了案发前后的过程描述。陈的陈述则被法院认为“被告在当庭对于本案使用刀具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经过和原因，进行不合理的供述，试图转嫁给被害人和前女友，始终保持脱罪的态度”。其自辩完全被法院否定。

在中国法院审理时，陈的证词成为原告的重要依据，原告将之视为一份独立于诉讼第三方的现场目击者证词。具体的审理情况不知，想必胡律师当庭会提出陈证词无效的质证意见。显然，胡律师的质证意见没有被法院采纳，法院堂而皇之地将陈的证词列为重要证据之一，而刘的证词相关证词未被认可，其电话录音记录则被部分引用。也许法院在衡量刘陈证词效力时，认为“独立第三方证词”比利害关系人的证词有效力。

简单地以是否是本案“独立第三方”来衡量证词的效力，一审法院在司法逻辑上就出现了严重的错误，忽略了证词是针对什么出具的这一关键因素。首先我们需要先确定，这两份证词都不是针对国内案件出具的，而是针对日本刑事案件出具的。刘陈并没有针对国内案件单独出具任何证词，所以证词是否可靠，应当按照这些证词出具的目的去看，也就是摆放在日本刑事案件审理情形下去判断。毫无疑问，陈的证词没有任何价值，刘的证词理应被采纳。其实如果国内案件审理不是遗漏了最重要的被告—凶手陈，也就不会出现这种奇葩结果，这就是案件先天不足带来的缺陷，因此发回重审纠正是最佳选择。

不可否认，刘的证词也存在问题，特别是电话报警记录有些冲突的内容。从证据效力规则上，最初证词相比之后证词更有效力，部分人也是借报警记录的只言片语建构了“锁门说”。但是我认为这些瑕疵并不影响整体证词的有效性，主要有这样一些原因：首先刘在案发后即被日本警方控制，说白了是作为嫌疑人控制的（这是凶杀案的通常流程）。其二日本警察勘验水平较高，整个凶案现场包括屋内每个细节都会有详细记录。其三刘本身当时没有说谎动机，除非她是同谋者。特别是“毒闺蜜”传言还未形成、也未有诉讼，她没有什么道理去掩饰真实情况。其四未经专业训练的刘，其谎言水平不足以应对专业警察的询问和物证印证（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没有这个能力，包括在法律圈沉浸几十年的本人）。例如她讲因例假提前回家，发现门外动静不对，询问未果，而后拿电话，一边询问一边报警，这些讲述警方都会做还原查实。包括江歌是否在查询邮箱，也会对照检查指纹等。如果刘能成功骗过警察，估计早被某些神秘组织接收了。其五刘的证言经过了检方和辩方律师严格的交叉询问检验，其说法与其他客观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并能逻辑自洽（参见之前文章分析）。

那么刘电话记录为什么会有瑕疵？一是面对未知状况产生的恐惧感，会让人语无伦次；二是非母语表达困难，不得不重复警官问题让自己陷入基本空白的大脑反映过来，中间出现令人不适的歇斯底里尖叫也是顺理成章；三是电话记录是冷冰冰的文字，而非声情并茂的语言，其内涵表达有欠缺，比如是疑问还是回答，翻译之后并未全部呈现（一审原告在翻译上甚至有明显的修改行为）。因此在其心情平静后，第一时间形成的询问笔录应当认定其证据效力，而不宜以看起来有瑕疵的记录全面否定。不去分析案件实际情况，不去代入当时的场景及心情，紧盯着电话文字记录，挑出些许所谓问题就直接否定全部证词效力是不客观的。日本法院之所以认定刘的证词，也是结合其他客观证据综合判定的。

刘之所以在案发后陷入舆论漩涡，其直接原因是不实炒作，于她个人而言，也没有机会和能力在第一时间让权威机构发声。如果日本警方有像中国这样的蓝底通告就好了，至少可以保持与当事警官的联系，日后也可以让其帮助自己出具相关的说明。越早提供真相，越能平息谣言，当谣言已经成为人们的第一印象时，想要扭转就要花费更大代价甚至还不能。

让我们共同希望二审法院或者发回重审的一审法院，可以秉持正确的审理方式，帮助大家揭示真相，解除所有关注本案人的困惑，以法律应有的方式维护和谐社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