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、案发后，警方手中证据（包括陈江刘相互之间的通讯往来）无法锁定凶嫌，不得已让刘报警胁迫罪（主要是性感清凉照）拘捕陈。

评述：在警方看来，“不顾一切”无法构成杀人危险，更无法作为指控依据。

2、刘是检方证人（非目击证人），警方和检方掌握资料最充分，国内法院和我们所有人无法与之相比。

评述：检方根据拥有材料认为刘之证词可信。有的人用新闻报道的看法否认刘证词的有效性，建议不要与这种脑子的人交流案情。

3、刘之证词经过法院质证环节，成为了法院定案的依据之一。作为参与诉讼的江妈及其律师在判决后并未对刘的证词提出质疑，他们充分认可基于刘证词的判决结果。

4、陈之自辩经过法院质证环节，被法院明文认定为脱罪编造的谎言，被法院彻底否定。作为参与诉讼的江妈及其律师充分认可法院的判决，并未就陈辩词被否提出质疑。

3、4评述：江妈在国内诉讼中推翻了自己曾经的认知。

5、江妈在日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，已经获得胜诉判决。在司法过程中，江妈隐藏了江歌生父依然在世的真相。

评述：本案一鱼两吃，实际上利用了中日司法没有相互承认的机会。如是同一国，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。江妈在日本法院做过伪证。

6、刑事案件刑侦阶段，江妈公开怀疑陈，“毒闺蜜”之说也成型（推人、挡刀），当时并无任何信息泄露且无证人目睹全过程，“毒闺蜜”并无证据支持。

评述：毒闺蜜的基础建立在“推人、挡刀”说之上，可是无论日本法院还是中国法院都没有“推人、挡刀”的认定。如果没有这种说法，仅说“某女前男友杀害其闺蜜，某女因提前进屋幸免于难”，“毒闺蜜”还能炒作起来吗？如果换成受害者家属指责幸存者未能出门与持刀歹徒搏斗，那么舆论会抨击谁呢？

7、案发当晚，江在给刘发微信一小时未得到刘回应，江还是等待刘，最后两人约定共同回家，而不是约定共同见歹徒，江也不是应刘要求去见陈。

评述：共同回家不是进入危险境地，凶杀完全在双方预测之外，所谓危险引入不成立。

按照某些人的论调，这里面有个悖论：如果刘告知江回家有风险，就是刘把江引入危险境地；如果刘没告知，就是没尽到注意提醒义务。反正刘里外不是人！其实这一切的前提是，刘知道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，陈会实施谋杀行为。

所以必须回到原点，研究刘究竟能否从双方交流中得知陈要杀人，事实1其实提供了答案。在某些人眼里，刘实在比警察还能，具有跳大神的能力；陈实在比蠢蛋还笨，只言片语就暴露了谋杀企图。因此，对于这些人，能不交流就别交流，浪费时间降智。